红色人物回族地下党姚国恩

回族地下党姚国恩

姚国恩

政协西安市新城区七、八届委员会委员、西安市建国巷清真寺管理委员会主任姚国恩,是一位以隐蔽身份从事情侦工作多年的革命老干部。建建国初期,由于种种原因,他屡屡蒙冤,以至险受极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落实情侦人员政策时,真相大白,他才得以平反昭雪,享受了离休干部待遇。因此,关于他出生人死、艰辛工作的事迹,至今仍鲜为人知。现兹就个人所知,述其梗概。

姚国恩,一九一八年出生于河南省漯河市万庄一个贫寒的回族家庭。十三岁,迫于生活,离乡背井,只身去信阳城里的“新华楼浴池”当杂工,旋至漯河市学修自行车。一九四四年初,中原大地相继沦陷,姚国恩这个不甘日寇蹂躏的回族青年,怀着民族义愤,于当年六月经新四军第四师刘克诚团的作战参谋梁贯州、在漯河市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何清江介绍,参加了新四军,以做小生意为掩护,搞“情侦”工作。不久,驻地日军拉夫,抓他去竹沟集马队中喂马。姚国恩身陷敌营志不移,想方设法与梁贯州、何清江取得联系,请示如何行动。梁、何研究,认为这是打入日军内部的好机会,遂指示姚将计就计,潜伏敌马队之中搜集情报,及时送出。为了配合姚国恩的行动,稍后一点时间,何清江也以苦力身份打入竹沟集日寇马队之中,同姚并肩战斗。是年秋,新四军所属桐柏二分区宣传员、女共产党员张玉英陷入日寇魔掌,被关押于竹沟集。梁贯州当即通过内线向何清江、姚国恩传达上级指示:全力营救张玉英安全脱险,并搞出一批枪支弹药以济我军急需。何姚受命,周密考虑,冒着生命危险,从严密防守的日寇仓库中搞出四捆枪支,于夜深人静之际从马棚旁边的铁丝网下交给了前来接应的新四军五师周子见旅的周严臣、景士彬、景士连和程万里等人。接着,又设计将张玉英女扮男装,由姚国恩带着,一块去寨外河边饮马,伺机混入过往人群之中,逃出了虎口。狡猾的日寇分析了种种迹象,怀疑这这两件事同姚国恩有关,便一再追问。姚一方面与敌周旋,一方面暗同何清江商量对策。他俩分析了情况,认为日寇绝对不会放过此案,决定姚连夜逃往新四军五师防地。考虑到姚的安全,五师当晚就派程万里带领着三十多名战士,武装护送姚至确山县常店附近,看其改装自返漯河市。

当时的漯河市,亦处日寇的铁蹄之下,姚国恩还未站稳脚根,敌宪兵队就跟踪而至。他们不分清红皂白地以偷盗枪支和放走女共产党员之罪名,抓走了姚。一天一夜的严刑拷打,致国恩同志遍体鱗伤,不省人事。但他宁死不屈,未向敌人吐露真情。值此千钩一发之际,中共地下组织出资在漯河开办的“瑞昌和”商店经理王瑞周和漯河清真寺阿訇李景全等托人给宪兵队行贿,才保释了姚国恩。死里重生之后,姚国恩又服从地下组织的安排,潜入伪警察局当“保镖”,继续从事情侦工作。

青年时期的姚国恩

ー九四五年春,姚国恩受命打入日伪铁路护车队当下士班长,掩护新四军过往人员。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民党五战区长官部于一九四五十月二十二日以共产党嫌疑逮捕了姚国恩。审讯当中,敌人软硬兼施,逼其交待中共地下组织情况。姚国恩守口如瓶,拒不供认。敌人抓不到到真凭实据,竟以莫须有的“共匪罪”判其五年徒刑,关押于河南省西华县逍遥镇政治犯监狱。一九四七年七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道遥镇,姚国恩才同狱中的所有“政治犯”一起获救。

刚一出狱,姚国恩就经道遥镇监狱难友、刘邓大军一纵队参谋刘烈军介绍,至陈赓部中原局豫西第四纵队保卫科当侦察员。一次,他同作战参谋赵华从驻地前往深河一带侦察敌情,几经周折,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番号、装备、布防重点及潜伏敌特组织的情况,刚刚准备返回时,一个叫靳国贤的中统特务分子突然认出了赵华。姚国恩一看形势不妙,当机立断,带赵到万庄自已的家里,帮其化装成商人逃走,他自己则留下来对付新国贤。果如所料,赵刚脱险,新就带着同伙武装包围了姚家,荷枪实弹,追问赵华的下落。国恩同志面无惧色,从容地答复:“赵华是个商人,已离开多时,不知去向。”靳国贤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向姚连开三枪。由于事先已有防范,故未伤及要害,幸免罹难。

姚国恩负伤后,经数月治疗,又重返“四纵”保卫科,同赵华并肩活动在漯河一带。他们不畏艰险,深入虎穴,很快就获取了国民党军队的许多重要情报,使四纵队一鼓作气,连续查剿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四省特派联络站、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所漯河潜伏九组、鲁敬轩潜伏组以及中统特务徐宛如、齐广汉的潜伏电台等等,为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扫除了障碍。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间,豫中一带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的“拉锯”地区,姚国恩奉命打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四五O突击队第六组任上尉联络员兼小组长,与早已打入该部的梁贯州、赵献亭共同搜集这个反动组织的情报,并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一举消灭了它。继而又以这个反动组织的资料为线索,先后又破获了潜伏在漯河的国民党许昌专署保安司令部及其他反动组织。

一九四八年八月,“四纵”保卫科将姚国恩的关系移交给豫西二分区驻漯河办事处公安组,由组长朱干直接领导。经朱干布置,姚到尚是国民党占领区的驻马店,潜入所谓的“华中剿共总司令部”第八纵队任副官。他身处敌营,不畏艰险,巧妙周旋,准确地搜集到了国民党派往解放区的特务名单及电台方位等重要情报。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过往人员一一详细搜查,严加盘问,稍有破绽即逮捕审讯,以至随意杀害。如何将获取的情报送到到解放区去呢?一时成了难题。时间刻不容缓,情报迟送出一分钟,对解放区人民群众就有着十分的危害。国恩同志毅然决定让妻子韩印桂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孩作掩护,同联络员万国贞冒九死一生的危险前往漯河。他们行至西平县城北时,国民党地方部队盘查、搜身,韩印桂急中生智,镇定自若地将密写的情报当“手纸”塞进小孩的尿布,闯了过去。解放军接到姚国恩提供的情报,无一漏网地搜捕了暗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缴获了他们的潜伏电台。

一九四八年十月,朱干带领姚国恩等六人前往敌占区执行任务,行至驻马店北边的界锋集时,突与从驻马店向北推进的国民党绥靖部队遭遇,情况十分紧急。朱干等深知寡不敌众,忙回撤漯河。恰在此时有一辆商车北行,他们欲乘,车上一人坚不同意。互相推攀之中,朱等发现此人带有短枪,十分可疑。姚国恩见此情景机警地亮出“华中剿共总司令部”的证件,强行登车,六人才安返漯河。一九四九年初,姚国恩又根据组织的安排,去武汉江北一带侦察敌情,很快地掌握了中统特务分子靳国贤、陈有昌等三十余人及绥靖总队的陈燕杰、穆国定等潜伏漯河窃取我军情报的线索,及时送回。“四纵”迅即组织力量,将其一网打尽。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姚国恩返回漯河,打入巴x、王x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和贩毒集团,查清了他们的活动特点与犯罪事实,为公安机关破案提供了确凿的依据。

漯河解放不久,朱干调往许昌地委任政法委书记。其临行仓促,未向漯河公安机关移交姚国恩的关系,导致漯河市公安局在一九五二年肃反时,依据群众的检举,以“国民党特务”将姚逮捕。审讯中,国恩同志严守组织规定,不讲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不是敌特”。后来,漯河市人民法院也按群众揭发的所谓“罪行”,判姚国恩极刑。幸亏案卷呈报到许昌地委审批,朱干知悉急派赛子奇处长赴漯河说明原委,才未酿成冤案。姚国恩身份公开了,自然也就无法继续在当地工作。时组织上便让他到西安来。国恩遂自筹盘费,携妻带女,跋涉西安。初来乍到,人地两生,十分窘迫,更不堪的是仍然隐蔽着真实身份,群众不理解,公安机关也怀疑。面对政治上的压力、生活上的艰辛,他无丝毫气馁,仍一如既往地忘我工作,先后侦破了反革命纠合、贩卖银元以及企图偷越国境等多起重大案件。但是,好事多磨。一九六九年姚国恩又涉嫌“投机倒把”而冤狱五年。

姚国恩同志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情侦工作,服从分配,严守秘密,一直与组织单线联系,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甚至冤狱、生命攸关之际,亦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真可谓情侦工作的楷模。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平反冤假错案,中共陕西省委落实情侦人员政策办公室根据国家安全部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通知精神,会同有关省、市公安机关,全面核实了他的历史,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月十一日决定,确认姚国恩同志为国家干部,补办离休手续,同时,对他的生活困难,给予一次性的经济补助。

为了表彰姚国恩同志的功绩,《漯河日报》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八日,在头版头条以“沉冤四十载,今朝得昭雪”的大字标题,全面报道和评价了他的事迹,从而,清除了当地群众多年的误解。戴在国恩同志头上长达三十多年的“大特务”“反革命”的政治帽子也一去不复返。

姚老先生的女儿为他剪指甲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如今已年过七旬、体弱多病的姚国恩同志,不计多年不白之冤、不以老干部自居,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洁动,正精神矍铄地为四化建设贡献余热。祝愿国恩同志为人民再立新功!

来源:新城文史资料汇編

陈廷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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