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既包含有古老的信仰崇拜,又有着社会现实的反映,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社会,庙会是民间文化的集结地,又是民间商品活动的中心,探讨其文化内蕴中的基本功能与基本特征是相当有意义的。
首先其功能在于对传统的民族文化的积淀和传播。庙会既是一个地区经济的反映,又是一个地区文化的反映,而且,更重要,更主要的是文化的反映。这种文化的范畴非常广,包括所有与庙会有关的文化现象,诸如各种宗教的教义宣传,庙宇建筑,宗教祭祀仪式以及相伴而生的歌谣、故事、戏曲、和碑刻、楹联、题记、绘画等,它反映出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内所崇尚的内容。庙宇的建筑风格集中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审美水平,而文学艺术的内容,则集中表现出一个地区的思想观念,包括道德情操,生活愿望和理想等。文化的积累沉淀,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有不同的取舍,促成了某种文化的模式生成和发展,解体消亡和变异。另外,还有一个禁忌,作为一种特殊的信仰,它表达了一种神圣的感清,成为文化现象中的神秘色彩浓厚的部分。各种文化现象共存于庙会一体,或者是宗教的载体,或者是艺术的载体,或者是道德说教的载体,气象万千,百花齐放。正是作为不同的载体,在社会的运行机制与制约机制的双向并行中发展变化,各种文化现象通过别庙会主体的强化影响,从而借助于庙会这个特殊的“场”而向四周辐射,起到文化的传播作用。如淮阳太昊陵庙会所宣扬的对人祖伏羲的功德的歌颂,以泥泥狗和花篮舞即经挑为主要特色,既保存着古代社会民族图腾的内容,又体现出当代社会历史特点和独特的时代风格。又如洛阳龙门会,数百石窟佛像群标志着从北魏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尤其是武则天为自己制造政治舆论的石刻,时代特色非常突出。社会的浩然正气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在石刻中屡屡有所体现。而作为后人,在龙门会上的香客,游人,面对龙门石窟,如同在翻阅着一本历史教科书,升华出爱国主义精神,自觉地去努力于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当然,这种文化的发展其通过的形式是潜移默化,其外围的环境条件又和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历史的等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文化的积淀和传播。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都以祭祀为中心,这就构成了庙会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基本内容。通过拜来实现祭的目的,这也正是庙会的基本功能一调动和集中社会感情,使文化长河汹涌向前。
其次是经济的功能。庙会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通过特殊的市场形式,产生特殊的效果和作用。同时,庙会也是某地区经济观念和经济规模,经济形式的集中反映,物质的交易行为在市场实现,而庙会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在流通领域发挥其优势,实现经济主体所预期的价值,在经济学理论中,人们将积累和消费划分为不同的部类。过去有人长期坚持一种错误认识,以为庙会纯属于消费,事实上,这个特殊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商品的流通机制,客观上为积累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庙会分片划圈,商品较为集中的经营和管理,使祭祀行为顺利进行。有的学者把经济的民俗分为物质生产的,交流运输的,居住和装饰(包括服饰)的,饮食的等项,这只是一般概括。庙会市场汇聚了各类商品,而突出祭祀类商品,如香、烛、炮、裱、泥塑等民间工艺品,以及一些儿童玩具,成为以上经济成份的有益补充。尤其是在今天,随着媒介的发展和利用,新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务市场的开拓,变原来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古庙会为开放性的市场。应该说,庙会在今天发生了一次深刻的革命。在商品交换的具体过程中即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到客体的运行机制中,制约机制由原来一些民俗现象,如牙行垄断(阻侩,牙伦)与商人会馆的斗争,变为现代公平交易的监督机构,加速了商品流通。改革开放使庙会原来的封闭性局面变为开放性的局面,化保守为开拓。随着全社会科学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庙会的实质正在转移。
庙会的社会管理、组织的功能更复杂一些。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庙会对文化的积淀和传播与市场经济的开拓并行发展的,更重要的是它增强了社会力量的凝聚性,以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界定,推动了发展。庙会的具体功能,如果分开来讲,论述的层次必然是肤浅的,在社会发展中,它成为一个相对集中的小社会,既体现出社会的缩影,又表现出地方社会包括民族风情、文化科学、首先化理诸多方面的独特性。庙会的社会性功能的基本特征表现为集体同步行为,即群体性。如宝丰十三马街书会,因为写灯书,众多的民间曲艺人按照传统的方式聚会马街,进行广泛的艺术交流,增进友谊,提高技艺,对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襄县首山酒会和乾明寺风筝会,酒与风筝作为民俗主体中的组成部分,同样活跃了文化生活。而百泉中药材大会则对医学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更突出的是敬祀和佛的庙会,人们的感情交流是以道德伦理的稳定机制为基础而进行的。劝善惩恶,传统的社会规范,在庙会上起到鼓励社会树立新风尚的重要作用。另外,庙会的娱乐功能也可以归纳进社会性功能来认识。
庙会的基本特征表现为神秘性,集体性,继承和变异的统一性、娱乐性,地域性、阶段性等。神秘性最为突出。
民俗共有的特征就是神秘性,而庙会的神秘性更为突出。庙会的祭祀仪式必须是十分庄重的,俗语中所述“诚则灵”,“信则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等,是强调虔诚不疑的信仰。神秘性的心理基础即在于此。神秘性的表现一方面在于仪式的庄重,一方面在于“显灵”一类的带有感应色彩的传说。神秘性是庙会祭祀主体和祀客体之间沟通情感的必要因素,既人神相通。在神的形象上,突出表现出一种十分肃穆的气氛,有的狰狞可怕,有的威严不可侵犯,有的盛气凌人,有的尽管诙谐却也不乏威风。可以说,中国的土著文化的主要内容就在于这种神秘性,通过神秘性的种种表现,其中存在着激烈复杂的斗争。庙会也是一样,有如对龙的祀,可以耍龙灯,也可以打泥龙,既有对龙的敬畏,又有对龙的怨恨,城煌庙会中的城陛出巡也是一样,城煌威风凛凛,遍视人间罪与孽,而当天下旱之时,又有赛城隆的习俗,若烈日当空,一定要把城陛晒出汗始罢休。庙会上的唱佛更为突出,年迈体弱的老太婆,一旦唱起佛,浑身好象增添了百倍的力量,有还童之势。究其原因,正是神秘性支配着其大脑,指挥着靠她们靠佛以求得佛的德恩沐浴。庙会的神秘性还表现在众多的游戏活动,诸如往池水中抛硬币试其沉浮以验证某种感应等活动中。
集体性特征体现在它是一种集体活动,从庙会最早的形式到今天的发展,始终贯穿着集体性的活动。“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网”的描述,和今天狮子、龙灯、旱船,特别是社火会、香火会、“关爷社”等民间行会,都体现出集体性。这种集体性又是以区域、家族等因素为表现内容的,不同的集团在庙会上的表演,都是为了显示一种力量,其强大的气势和恢宏的度量。进一步讲,这是一种示威,是通过某种活动,向社会和自然提出的挑战,也是对社会和自然所提出的挑战的严正回答。
继承和变异的统一特征,在整个民间文化中表现都非常突出。所谓继承性,就是千百年来庙会所崇祀的内容基本上不变,保持着神灵的供奉,各种仪式的固定性,诸如那些礼仪,特别是不同的庙会的不同习俗,所谓变异性,即指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庙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二者统一,即在于在继承的基础上,庙会不可能不表现出变异,而变异又是有条件的,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逐步取得社会的认可,才能达到变异。这种统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可以说,庙会没有继承和变异就谈不上发展,更谈不上壮大繁荣。
庙会的娱乐性特征体现在通过娱神达到娱人这一系列的文艺活动,振天的锣鼓,撼人的歌舞,充分显示出中原人民高亢的精神面貌。杂技艺术的精彩表演,戏曲艺术的精湛演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高跷、旱船等喜剧气氛很浓郁的活动,演员的憨态可掬,博得观众的哈哈大笑。人们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将久久郁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愁怅和悲哀,一吐而后快,庙会使人的心理得到有益的调整,形成轻松愉快的心境。
庙会的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它以某一个地区比较富有特色的建筑物为中心,形成一个点,向四周扩散,将四周的人群汇聚起来,使这个点更加厚重。中原地区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广大,庙会群的密集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相当少见的。每一个村庄都有土地亩,每一座城都有城煌庙,这个土庙和城隆庙都有一个圈,其他的庙会也是一样,圈的范围即地域性的表现。庙会作为活化石般的历史资料,是某个地区由庙会成员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又是他们心理上依赖和骄傲的带有保护神意义的一片圣地。
西华县女祸城庙会有一个传说,讲及女祸显灵,许多土匪夜间想偷袭此地而未敢,这种地域性特征使庙会的范围较为固定和集中,从而,得于庙会基本模式的形成,发展和进一步稳定,巩固。另外,庙会因为特殊的地理条件而形成独特的文化特点,如,宝丰十三马街书会的曲艺聚汇,百泉药王庙会的药材交易,淮阳人祖庙会和浚县山庙会的泥塑,等,它们和地方历史文化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地域性特征作为艺术风格,文化风格被表现。
庙会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指庙会的时间界限非常鲜明。庙会一般集中在春季,农历的正二、三月最多,尤其是正月庙会繁密,这是由中原地区的气候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春耕季节在整个农业生产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
俗话讲,一年之季在于春,正是说明春天是非常重要的阶段。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等因素使带有神秘色彩的庙会祭祀活动在春天繁盛,人们的希望、期望,愿望和担忧等心理因素,都在庙会期间得以重构调整。庙会在初一和十五前后为最多,最长的如淮阳人祖庙会,从农历二月初二到三月初三,期限长达一个月,较短的一天,一般的庙会在三天左右。另外,庙会的期限还表现在著名历史人物、传说人物的生日忌日为庙会高潮。夏收,秋收,季节一般来说没有庙会,即使有,也只是小型的一天就结束的“小满会”之类的没有明显祭礼意义的庙会。
中原地区的庙会分布比较明显的表现为五个片,即豫西地区以中岳庙为中心的高山庙会群,豫北地区较为散漫的太行山庙会群,豫东地区以淮阳太昊陵为中心的平原庙会群,豫南平原和山陵相间的豫南庙会群,郑州和开封一带的豫中庙会群。豫西庙会即高山庙会群规模上最大,着重于山区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其社火群特色非常明显突出,风格独特。其次是北部地区太行山庙会群,地方特色也非常鲜明。豫东地区没有山区庙会那种粗犷豪放的文化风格。豫中地区郑州、开封一带寺庙与其他地区相比不密稠,祭祀意义不分明显,娱乐也多为一般歌舞,杂技一类的内容。豫南地区地形复杂,在历史上楚文化影晌比较人,神鬼观念较浓。当然,山区和平原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庙会群的分布不同,其文化风格亦不同。但总的来看,庙会群从内容上来划分,又可分为道教文化群,佛教文化化群和历史文化群。道教文化的百会最多最广,影响也最为深远,山区和平原地区的河岸边分布最密,佛教文化的庙会也多集中于山中,而且佛道两教文化相互渗和,特别是佛教文化,在许多道教文化的庙会中也有所表现.体现出佛的“处处时时都有”。不过,这种佛已不完全是印度地区传来的纯正的佛教,而是中国化,或者称为中原化的佛教文化,构成了中原文化的一部分。第三种庙会所以称为历史人物文化群,这主要指没有明显佛教或老道教色彩的庙会,按照文化定性,勉强可以归纳进道教文化之中,而它们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一部分庙会,诸如岳飞庙,女庙,人祖庙,关帝庙等历史文化中的人物,或实有其人,或为传说中人,构成了一个个历史文化圈,成为中原文化中的基本部分。除此之外,庙会群的划分方法还有春祭庙会群、秋祭庙会群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的庙会群划分方法。而无论如何划分,都只有综合地分析,概括,总结,才能够全面地深入地认识庙会文化的实质,探讨出其特征,规律。
庙会群和神话传说的关系极为密切,其祭祀的对象,一般说来都有一些和本地区的社会发展有关联的神话或者传说,也是构成祭祀内容的基本因素。可以说,庙会的最基本的特征神秘性,即来自于此。举凡中原地区庙会,其衍生的神话传说分为四大类,即原始神话,道教神话,佛墩神话,历史包括风物传说。这四类传说并非截然分明,而是象复杂的地层结构一样,存在着断层,叠积,重合等现象,但其结构层次又不是不可分。
原始神话主要反映中原地区氏族社会的社会生活,包括天地起源,人类诞生,文化发展以及图腾崇拜等。西华女蜗城庙会,淮阳太昊陵庙会,商丘阔伯台庙会,桐柏盘古庙会等庙会,是原始神话的主要流传集中场所。西华,淮阳两地是羲娲神话群的主要流传地区,女娲城,太昊陵两处文化遗址,成为神话传播的“源”。在这些神话传说里面,女娲伏羲的形象是劳动创造大神。其中,女娲神话更为感人,是古代劳动妇女不朽的颂歌。她补天立地,造人,教人渔猎稼墙制定秩序礼仪等一系列动人的故事,组成光辉灿烂的诗篇。最为动人的传说是女娲所炼五色石补天,朝橄晚吸的红色即为她的血精所化,她本人也化作了补天巨石,一部分在天上,一部分遗落地下,化作美玉。这篇鲜为人知的取自经聂堆乡女锅城庙会上一位普通的老太婆,无论这篇传说的内容是否是非常原始的,它毕竟对人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为什么在这里独有女祸的传说如此瑰丽?在淮阳太昊陵周围地区,主要是伏羲及伏羲女祸兄妹捏土造人,制礼仪,传稼墙渔猎一系列传说,几乎可以构成人类早期社会的发展史。桐柏盘古庙会称盘古为盘古爷,还有盘古奶奶,和伏羲女蜗的传说故事许多地方相仿,而且,都有劫后余生的洪水神话,再造宇宙等原始思维的基本内容。而且,两类神话中又都有动物图腾的遗迹,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内容为神话研究的开拓提供了崭新的材料。
除了女娲伏羲和盘古兄妹两大传说之外,大禹神话传说群分布之广是惊人的。在民国时期,据说许多河岸上都有禹王庙,和龙王庙不同的是禹王庙镇水。今天的庙会中,有两处禹神话最动人,一是龙门禹王池,记载着禹劈开龙门山的传说,一是浚县山赵玉山上的禹王庙,以及大禹拴船的碍石,记载着大禹治黄河的传说。关于大禹的传说枚不胜举,它说明广大人民对远古时代伟大的治水英雄深切的怀念。
宗教传说中,庙会上以道教传说普范多于佛教传说。诸如鹿邑老君台,淇县云蒙山,汲县比干庙和各地的城隆庙、龙王庙、土地庙和娘娘庙、玉仙圣母庙、以及煌虫庙等,有人把它称为仙话系统,正说明道教文化在庙会中的表现,佛教传说因为属于外来文化,相对讲比之于道教要少得多。
历史传说是更为复杂的内容,在庙会上,如汤阴岳飞庙,岳飞被尊为“岳王爷”,洛阳关林庙会,关羽被尊为“关爷”,享受着至高无上的礼遇。它一方面说明历史人物对社会的贡献,另一方面说明人民群众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些传说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观念,又集中体现了千百年来民族发展进步中的美德,那种弘扬民族志气的优秀传统。正因为这样,中原地区的古庙会才能激励着世代中原儿女开拓自己脚下的土地。
科学地、全面地、发展地理解庙会文化的基本功能和基本特征,对于充分开发和利用庙会文化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庙会既是文化市场,又是商品市场。在市场经济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建立起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庙会学。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深入地走进民间世界,从更细微处去理解民间庙会的信仰意义,为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建设提出科学的依据和有效的对策。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刊文章原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22卷第6期作者简介：高有鹏，年生，男，汉族。历史学博士。河南省项城市人。民俗学、神话学、文学史学者，书法家，长篇历史小说作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出版刊物有，长篇小说《袁世凯》、《民间庙会》、《中国庙会文化》、《民间百神》、《山海经与中国文化》。
文章推荐：王军林（伊犁师范大学）
图文编辑：冀翔（广西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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